2004年，我剛考上中山大學時，老師常說，你們在高中肯定成績數(shù)一數(shù)二吧。我暗暗嗤之以鼻。我在高中從來都徘徊在20～30名之間。我們班100人。第一名方同學，從高一到高三，每次都是第一，不知把我甩到哪兒去了。他從小夢想上清華。第一年高考差了一點點，第二年還是差了一點點。
看起來只有那么一點點，實際上卻不是小距離。這點我深有體會。當時我的成績，再怎么努力都進不了前10，但就算不努力也滑不出前30，所以我那時一直以為，一個人的水平是穩(wěn)定的，他應該在自己可以達到的范圍內，追求最好的結果。但如果超出了這個范圍，付出再多努力也是徒勞。
方同學讀了四年高中，大大小小的考試經歷過三四十場，只有兩次不是第一名。第一次是第一年的高考，他全縣第二。第二次是第二年的高考，他全縣第三。說來也奇怪，他以平時的成績，怎么說都該能夠上清華的分數(shù)線，可是一到了高考，就會發(fā)揮失常。
第二年高考后，方同學對著參考答案估分，發(fā)現(xiàn)比第一年還差很多。一氣之下，沒有報志愿就一個人跑回家了，把陪他來填志愿的爸媽扔到學校里。他離開學校之前，托付同桌楊說：“你只準給我報中科大，別管我爸媽怎么說，你不能給我填別的學校！”方同學的父母怕他連中國科技大學也考不上，要再降一降志愿。楊說，除了中科大，別的學校方同學是再也不肯上的，就中科大吧。結果考上了。
那個暑假，我和楊在一起聊天。聊到方，我們都很感嘆。我說，人總有個適合自己的高度，并且最終會到那個高度上。再往上，哪怕只高了一厘米，還是怎么跳都夠不著。楊深以為然。
有意思的是，若干年后，楊被保送到了清華讀博士。楊在清華期間，發(fā)表了幾篇很牛的論文，還因論文獲獎上過清華主頁，甩出別的清華生一大截。方同學從中科大本科畢業(yè)后去美國讀博士，臨走前從北京坐飛機，特地去清華看楊。當然，看楊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看清華。他跟著楊一起在清華校園逛，對于這時的方來說，清華已經算不上什么了。雖然如此，想著自己從小夢想的學校卻沒有讀成，反倒被同桌讀了，覺得有點滑稽。
無論是方，還是我，或者是楊，都知道，如果讓楊高中就報清華，考上的可能性幾乎為零。這不是他們不行，是起點低的緣故。我們5000人的高中，連個實驗室都沒有。為了培養(yǎng)出好學生，學校把全校最好的老師和最好的學生集中到一個班，盡管如此，還是七八年都考不出一個清華北大。這對別的學生很不公平，但在資源稀缺的地方，就是這樣。
但上面并不是我想說的重點。重點是，爛高中的背景絲毫沒有影響方今天在美國、楊今天在清華的現(xiàn)實。我雖然比不了他們，但中大的經濟學碩士畢業(yè)，也還不算次。回頭來看，我們都很幸運。但再想想，這也不是幸運，而是本該如此。我們只是在人生的某個階段，到了和自身水平相稱的位置上。雖然這過程中有波折——他們有過高考的失敗，我有過考研的失敗，也在小民企打過工——但從長期來看，每個人都站到了適合自己的位置上。一時的成敗得失，從長遠的意義上審視評價，對一個人的影響并沒有那么大。
我現(xiàn)在的同事、好朋友雷，是鳳凰男出身（鳳凰男是他自己說的）。雷腦子不如我，學東西也比我慢，但我們在同一個單位，他工作各方面都比我出色得多，也很受領導賞識。如果看天分，他無論哪個方面，都非常一般。有時候我們互相調侃，他說我：“你雖然智商很高，可你還是很二的。”我回他：“你雖然智商不高，可你也是很二的。”中學時，都沒人相信他能考上大學，他發(fā)奮幾年，加上運氣好，考上了湖南師大。他當時的最大夢想是畢業(yè)后能去《湖南日報》做記者。結果又發(fā)奮了幾年，從湖南師大考上了復旦新聞系。在復旦新聞系他參與到中宣部的項目里，去新華社實習。我問他，你那時候還想去《湖南日報》不？他笑笑搖搖頭，說看不上了。
雷常對我說自己腦子不好使，走到今天這一步純屬幸運。但我明白，這絕對不是幸運。雖然他每一次的身份轉換，看起來都很偶然，都很幸運。但所有這些幸運連綴在一起，就不是幸運了，而是實力。他有本事一點點向遠大目標邁進，雖然很慢，但非常扎實。他能走到今天，在我看來，完全是應得的。
《讓子彈飛》里有一句臺詞：步子邁太大，容易扯著蛋。一個人層次的提升和電子躍遷類似，不是漸變的坡度，而是層級的臺階。如果一次要跳太高，跳不上又落下來，就還等于在原地。可你哪怕一次只上個小臺階，三五個臺階下來，就發(fā)現(xiàn)和之前的境界是天淵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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