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與著名舞蹈家資華筠同是全國政協委員，因常在一起開會而相熟悉。2002年春季的一天，同時參加政協會議的孫冶方聽說資華筠是著名學者陳翰笙的學生，就對她說：“你的老師是我的引路人。我是在他的影響下參加革命并且對經濟問題發生興趣的，我很感謝他。”
后來，資華筠將孫冶方的話告訴了陳翰笙，以為老師一定會為此而自豪。誰知老師卻說：“不記得了。”
資華筠以為老人年事太高，記憶模糊了，就半是提醒半是嗔怪地說：“人家大經濟學家稱您是引路人，您倒把人家忘記了。”
陳老十分認真地回答：“我只努力記住自己做過的錯事——怕重犯。至于做對的事情，那是自然的，應該的，記不得那么多了。孫冶方的成就，是他自己努力的結果，我沒有什么功勞。”
孫冶方——一個一生永遠也不忘記曾對自己有恩，或者哪怕只是一點點的幫助的人，這是一種常存感恩之心知恩圖報的仁人君子的胸懷！
陳翰笙——一個只記得自己做過的錯事，而不記得對別人的幫助和有恩于他人的人，這是一種可與古之圣賢比肩可稱為賢之大者的胸懷!
半個多世紀前，在著名作家錢鐘書夫婦與著名作家、記者蕭乾之間，也發生了一件關于施恩與感恩、記恩與忘恩的小事。
1936年,蕭乾在擔任《大公報·文藝副刊》主編時,曾經編輯發表了楊絳的一篇作品。等到發稿費時蕭乾才得知,楊絳已經隨丈夫錢鐘書去英國深造去了。對這筆發不出的稿費，按照報社的慣例應當先將這筆錢存留,待到作者回國之后再發。可是出于對作者負責的心理,蕭乾沒有采取這樣省事的做法，他自作主張地將稿費兌換成外匯，悉數寄往了英國。此后，他們之間再也沒有人提起這事。
47年后，也就是1983年秋天,蕭乾搬到了北京復興門定居。一次，他偶然聽說錢鐘書夫婦就住在相距不遠的南沙溝，于是就抽空前去拜訪這兩位幾十年未見的老朋友。
讓蕭乾有些意外的是，錢鐘書開門后見到是蕭乾前來,竟然躬下身子熱情相迎，甚至還喜出望外地對里屋的楊絳說：“恩人來了！”這時，楊絳也迎了出來，夫婦二人你端茶我倒水,好不殷勤。這一番熱情的禮遇倒讓蕭乾很納悶,可當著兩位文壇泰斗的面,他也沒敢多問，只是寒暄幾句就走了。此后,兩家開始了走動。錢鐘書夫婦也經常到蕭乾家串門,并總以“恩人”相稱，蕭乾仍不明就里。
有一天，蕭乾在錢家與錢鐘書小酌時,終于忍不住了，他借著一點酒力問道：“先生德高望重，與我也未曾有虧，為何總稱我為恩人？”
錢鐘書脫口說道：“你還記得47年前,曾經給楊繹寄過稿費嗎?那時正是我倆在英國最困難的日子,你可是幫了我們大忙哪。”
蕭乾怔怔地想了半天，才記起當年的那件小事。他萬萬沒想到，時隔半個世紀了，這位大學者依然將它銘記在心，念念不忘。他不禁感動地說：“原來如此!我對每個作者都是一視同仁，為他們服務只是我的本分而已呀！”
錢鐘書卻堅持地說道：“只要是幫助他人的事,分內分外又有何差別？我還是應該感激呀!”
一個對自己做過的幫助人的善舉全然忘卻，忘了自己有恩于人；一個對別人的幫助歷半個世紀的滄桑歲月仍時時銘記，心懷感恩乃至終生難忘，記住別人有恩于我——蕭乾的“忘卻”與錢鐘書的“記住”盡管表面上意思相反，但卻折射出一種同樣可貴而高尚的人格與美德的光芒。
(吳海濱摘自《中國青年》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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