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讀書，怎生讀？朱熹說：“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即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個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fā)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里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簡單說，“只貴乎讀，也不如讀，讀來讀去，自然曉得”，而且不講道理，“這個不知如何”。
就此一棍子，打翻了寫讀書筆記的、熟看過、思量過的諸般法子。
要寫字，怎生寫？
尼爾-蓋曼說：寫完一個，持續(xù)寫。
吉恩-沃爾夫：寫下一個。
帕慕克說他在書桌前，每天坐十小時。
聽此話，真是坑人。我們要的是訣竅，是建議，是張無忌練五年就抵張三豐一百年的是道，是游刃有余的秘方，你卻叫我們照樣子夯練！坑死人啦！是把我們當傻瓜嗎？
但稍微回想，還真是。庖丁說道之前，也解了十九年牛，而且這還是半小說性質。張無忌？那純是小說。
又說了：帕慕克，你是作家，你可以每天寫十小時，我們沒閑空啊。
說到閑空，旁扯幾句。
馬爾克斯說的一段子：1971年，聶魯達在巴黎，聽某個可靠的朋友透露，說他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聶先生那年，六十七歲了，離過世還有兩年。雖然終于在諾貝爾文學兼比誰晚死獎中，跑贏了那幫老頭評委，到底不能像年輕人剛進洞房，猴急跳腳臉火燙。他只遍請巴黎的諸位朋友吃飯，人問他理由，他只笑而不答。直到消息出來，諸位恍然大悟，紛道恭喜。數(shù)中一位問：“那你頒獎詞準備說啥？”聶先生一拍腦袋：“高興忘了！”扯過張菜單，翻個面，就用他招牌的綠墨水開始寫起來。
這故事能講得開，前提是聶先生那些年在巴黎。他在巴黎干嘛呢？工作，在大使館上班。實際上，他老人家是正經(jīng)外交官。
有些人當官之余寫詩，就能成諾貝爾；有些人當官之余，就只能寫“一路聲聲頻問好，千言句句盡關懷。殷勤答問唱和諧。”
業(yè)余詩人很是不少，實際上，詩人這行當，大多是兼職：
凱魯亞克并不總是在路上奔馳，也會去鐵路工作。
艾米莉-迪金森除了寫詩，也幫人養(yǎng)過貓。
羅伯特-弗洛斯特一邊寫詩一邊躬耕田園。
華萊士-史蒂文斯一邊寫詩一邊當保險推銷員。
胡安-魯爾福也曾經(jīng)一邊在墨西哥到處開車推銷保險，一邊構思他影響整個拉美文學界的《佩德羅-巴拉莫》。
杜甫做他的杜工部，一邊順手寫詩，秦觀認為他算詩歌界的孔子。
曹操一邊蕩平宇內(nèi)芟夷大難，一邊順手寫詩開了個時代。
李后主他爹外加馮延巳包括之后的晏殊，都是一邊做著帝王和宰相，一邊順手把詞從五代拓到了宋初。
歐陽修、王安石都是宰相級的職位，又當朋黨紛起，忙著指揮僚友，跟對手吵架，奏章一封封，還不能罵臟話，工作壓力挺大，順便也列了唐宋八大家。
門德爾松是當老師的，夏天才創(chuàng)作曲子。李斯特得繞世界巡回，比如著名的十個星期演四十場之類的傳說，順手寫曲子。馬勒很長時間里主業(yè)是指揮。鮑羅丁本行是醫(yī)院院長，又是化學家。等把些瓶瓶罐罐都處理罷，才能寫曲子去。
康奈爾大學教師納博科夫帶著兩門課，講義都印得出《文學講稿》，趁假期出去捉蝴蝶時，下雨天悶在車里寫小說，寫了五年，弄出了《洛麗塔》。
這些貨們，大多是業(yè)余搞創(chuàng)作；本行另有職責，而且負擔不算輕；業(yè)余搞創(chuàng)作，喧賓奪主成其大名。——當然你可以說，明清時許多老流氓，身兼儒道兩種屬性，偶爾還念念禪；當了公務員，有了鐵飯碗，就抱定儒家精神，濟世救民。沒當上公務員，或者不被天子待見，就決定披發(fā)入山，云煙深處去，坐看云起。明清朝的名文人大多如此：做著好官，念叨歸農(nóng)，自號個什么齋主人，什么居山人，還寫厚厚的詩集出來印，就是想來分富貴風流，兩廂占盡——所以我不算他們。
讀過《月亮與六便士》的人，理當對斯特里克蘭——原型為高更——反復陳述的那句話有印象：他所以要拋棄掉事業(yè)去畫畫，是因為“人生太短了，我來不及做別的。”實際上，每個人都會嫌時間太少，比起自己想做的事情來，實在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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