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焦裕祿，革命烈士，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2年被調到河南省蘭考縣擔任縣委書記。時值該縣遭受嚴重的內澇、風沙、鹽堿三害，他堅持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同全縣干部和群眾一起，與深重的自然災害進行頑強斗爭，努力改變蘭考面貌。他身患肝癌，依舊忍著劇痛，堅持工作，被譽為“黨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鑄就了親民愛民、艱苦奮斗、科學求實、迎難而上、無私奉獻的焦裕祿精神。有同名電影。
人物生平
焦裕祿，山東省淄博市博山區崮山鎮(現源泉鎮)北崮山村人，1922年8月16日出生在一個貧苦家庭。因生活所迫，幼年時代只讀了幾年書就在家參加勞動。日偽統治時期，焦裕祿家中的生活越來越困難。他的父親焦方田走投無路，被逼上吊自殺。焦裕祿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后又被押送到撫順煤礦當苦工。焦裕祿忍受不了日寇的殘害，于一九四三年秋天逃出虎口，回到家中。因無法生活下去，又逃到江蘇省宿遷縣，給一家姓胡的地主扛了兩年長工。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焦裕祿從宿遷縣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當時他的家鄉雖然還沒有解放，但是共產黨已經在這里領導群眾進行革命活動，焦裕祿主動要求當了民兵。當民兵后，他參加過解放博山縣城的戰斗。
焦裕祿于1946年1月在本村參加中國共產黨。不久，他又正式參加了本縣區武裝部的工作，在當地領導民兵，堅持游擊戰爭。以后又調到山東渤海地區參加過土地改革復查工作，曾擔任組長。
解放戰爭后期，焦裕祿隨軍離開山東，到了河南，分配到尉氏縣工作，一直到1951年。他先后擔任過副區長、區長、區委副書記、青年團縣委副書記等職。而后又先后調到青年團陳留地委工作和青年團鄭州地委工作，擔任過團地委宣傳部長、第二副書記等職。
1953年6月，焦裕祿響應黨的號召，調到洛陽礦山機器制造廠參加工業建設。他在這個工廠擔任過車間主任、科長。在此期間，焦裕祿還到大連起重機廠實習了一年多。1962年6月，為了加強農村工作，焦裕祿又調回尉氏縣，任縣委書記處書記。同年12月，焦裕祿調到蘭考縣，先后任縣委第二書記、書記。
蘭考縣地處豫東黃河故道，是個飽受風沙、鹽堿、內澇之患的老災區。焦裕祿踏上蘭考土地的那一年，正是這個地區遭受連續3年自然災害較嚴重的一年，全縣糧食產量下降到歷年最低水平。他從第二天起，就深入基層調查研究。他說：“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他拖著患有慢性肝病的身體，在一年多的時間里，跑遍了全縣140多個大隊中的120多個。
在帶領全縣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爭中，焦裕祿身先士卒，以身作則。風沙最大的時候，他帶頭去查風口，探流沙;大雨傾盆的時候，他帶頭趟著齊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勢;風雪鋪天蓋地的時候，他率領干部訪貧問苦，登門為群眾送救濟糧款。他經常鉆進農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他把群眾同自然災害斗爭的寶貴經驗，一點一滴地集中起來，成為全縣人民的共同財富，成為戰勝災害的有力武器。
焦裕祿對同志對人民滿腔熱情。他常說，共產黨員應該在群眾最困難的時候，出現在群眾的面前;在群眾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去關心群眾、幫助群眾。他的心里裝著全縣的干部群眾，唯獨沒有他自己。他經常肝部痛得直不起腰、騎不了車，即使這樣，他仍然用手或硬物頂住肝部，堅持工作、下鄉，直至被強行送進醫院。
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被肝癌奪去了生命，年僅42歲。他臨終前對組織上唯一的要求，就是他死后“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
同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號召全省干部學習焦裕祿同志忠心耿耿地為黨為人民工作的革命精神。1966年2月，新華社播發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全面介紹了焦裕祿的感人事跡。隨后，全國各種報刊先后刊登了數十篇文章通訊，在全國掀起了一個學習焦裕祿的熱潮。焦裕祿成為各級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學習的榜樣。
xx談焦裕祿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刊登了穆青等同志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我當時上初中一年級，政治課老師在念這篇通訊的過程中多次泣不成聲。特別是念到焦裕祿同志肝癌晚期仍堅持工作，用一根棍子頂著肝部，藤椅右邊被頂出一個大窟窿時，我受到深深震撼……
“我們這一代人都深受焦裕祿精神的影響，是在焦裕祿事跡教育下成長的。我后來無論是上山下鄉、上大學、參軍入伍，還是做領導工作，焦裕祿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
“學習弘揚焦裕祿精神，要重點學習弘揚焦裕祿的公仆情懷、求實作風、奮斗精神和道德情操。要見賢思齊，組織黨員、干部把焦裕祿精神作為一面鏡子來好好照一照自己，努力做焦裕祿式的好黨員、好干部。”
“他一心為革命，一心為群眾的高貴品德，已成為全縣干部和群眾學習的榜樣。這一切寶貴的精神財富，今天已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推動著蘭考人民在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大道上繼續奮勇前進……”48年前，刊登在《人民日報》頭版的這些文字，讓人們記住了一個傳頌至今的名字“焦裕祿”，亦讓一種源自“縣委書記的榜樣”的強韌力量，蓬勃不息，歷久彌新。
在對焦裕祿的稱呼上，經歷了從“縣委書記的榜樣”到“焦裕祿精神”的變遷。河南省檔案館館藏的部分焦裕祿檔案展示了焦裕祿不平凡的一生……
誰最先發現了焦裕祿
1964年5月14日9時45分，焦裕祿因病逝世，時年42歲。
1964年5月下旬，河南省在豫東民權縣召開全省沙區造林會議，按照會議議程，4位沙區造林先進的縣長作大會發言。第二位發言的是時任蘭考縣委副書記、縣長張欽禮，他代表蘭考縣作了典型發言。張欽禮介紹了蘭考縣的造林情況、成績和經驗，還介紹了已故縣委書記焦裕祿對蘭考縣除“三害”(風沙、鹽堿、內澇)作出的重大貢獻和感人事跡。當張欽禮介紹到焦裕祿說“我死后只有一個要求，要求組織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灘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時，張欽禮已是泣不成聲。會場上，不少同志都流下了眼淚。
會議原本規定，典型發言每人一小時，一個小時過去了，當時主持會議的河南省副省長王維群非常感動，他站起來說：“講，不受時間限制。”就這樣，張欽禮講了兩個半小時，全場泣不成聲。會議結束時，王維群宣布：“轉變會議主題，下午全體討論焦裕祿事跡。”當時參加會議的新華社河南分社的記者及時向分社領導作了匯報。
全省沙區造林會議不久，河南省委就作出決定，向優秀共產黨員焦裕祿學習，這便是發現焦裕祿典型最原始的過程。
1964年11月24日中共封丘縣委印發的《關于開展向焦裕祿同志學習運動的通知》是目前能夠見到的、最早發出向焦裕祿學習的官方文件，從這份文件中可以印證河南省委當時確實做出了向焦裕祿學習的安排。
誰最先報道了焦裕祿
1964年9月，新華社河南分社記者張應先、魯保國、逯祖毅一起赴蘭考采訪。在蘭考縣的半個月里，他們常常被焦裕祿的事跡所感動，寫成長篇報道后，引起新華社領導的重視。1964年11月20日，《人民日報》二版發表了2100字的通訊，肩題是：“在改變蘭考自然面貌的斗爭中鞠躬盡瘁”;主題為：“焦裕祿同志為黨為人民忠心耿耿”;副題是：“中共河南省委號召全省干部學習已故前蘭考縣委書記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精神”。這就是最先報道焦裕祿的文章。
1964年11月22日《河南日報》在一版頭條位置全文轉載11月20日《人民日報》報道焦裕祿的通訊，并配發社論《學習焦裕祿同志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精神》。《人民日報》、《河南日報》的這篇報道發出后，在全國，特別是在河南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宣傳學習活動隨之廣泛開展。當時，《河南日報》還專門開辟了《學習焦裕祿同志的革命精神》專欄，每周刊出一次，先后刊登了十幾期。
1965年秋，新華社河南分社的周原按照新華社副社長穆青的要求到豫東災區尋找采訪線索。周原在蘭考了解焦裕祿事跡后返回鄭州，穆青聽了周原匯報，了解到《人民日報》已經發表過關于焦裕祿的人物通訊，《河南日報》還進行了轉載、配發了社論時，穆青決定重新采訪，重新再寫。初稿12000字是由周原完成的，穆青帶著這份初稿回到北京。第七稿改好通過后，穆青讓人把稿子打出清樣，寄給周原，又到蘭考進行核對，并一再要求“必須保證全部事實絕對無誤”。而這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稿子，最后是由當時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彭真拍板才發表的!
焦裕祿精神如何升華
宣傳學習焦裕祿事跡一直沒有停止過，從“榜樣”到“精神”是一個漸變的自然過程。
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從最初的“榜樣”、“毛主席的好學生”為主，即便有“精神”二字，也冠以“革命精神”，盡顯“文革”烙印。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逐漸以“精神”為主。到上世紀90年代，“精神”逐步取代“榜樣”，“焦裕祿精神”已經成為人們對焦裕祿的共同認知。
1990年6月，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對焦裕祿題詞“讓焦裕祿精神更加弘揚光大”，從這里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對“焦裕祿精神”已不陌生。1991年6月，時任xx的xx專門為焦裕祿紀念館題詞—“向焦裕祿同志學習，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1994年5月14日，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的xx受xx委托，參加焦裕祿逝世30周年紀念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在這次大會上，xx明確提出新時期要大力弘揚“焦裕祿精神”，要求做到“四個應該”。如果說之前講“焦裕祿精神”是學者民間的自發行為，那么xx這次講話中倡導大力弘揚“焦裕祿精神”就是官方正式的自覺行為。這應該是“焦裕祿精神”真正全面叫響的時候。
從山東一個小山村走出來的焦裕祿，經歷了怎樣的歲月磨難，最終完成了鳳凰涅?參加革命前的焦裕祿，有著一段鮮為人知的曲折遭遇……
自述檔案揭秘革命歷程
在河南省檔案館里，保存有焦裕祿的部分檔案，其中，焦裕祿本人于1955年12月26日親筆撰寫的“干部歷史自傳”，記載了他參加革命前的曲折經歷。
加入民間抗日組織
出生于山東省博山縣的焦裕祿8歲上小學，12歲小學畢業，考入南古村第六高級小學，15歲高小畢業。
1938年，日軍侵占了博山縣城(今山東省淄博市博山區)。日寇侵占縣城以后，經常到焦裕祿家鄉一帶掃蕩。當時國民黨、漢奸、地痞流氓隊伍四起，誰來都要糧要錢，不給就搶就打，老百姓受壓迫沒有辦法，便加入了一個李姓人為首組織的紅槍會，一起抗日自衛，焦裕祿也成為其中一員。
焦裕祿在“參加革命前的情況”介紹中這樣敘述(以下稱“情況介紹”)：“入會(紅槍會)后不準吃蔥韭芥蒜、不吃肉、不準和女人同床睡覺，每晚燒香叩頭，打仗時便槍刀不入，周圍幾十個村子很快組織起來數千人，每人持一紅纓槍，站崗放哨。”紅槍會的“槍刀不入”很快就破滅了。1938年6月，日寇大隊人馬掃蕩，紅槍會集合了數千人準備抵抗，但還沒有真正與日寇接觸，最前邊的西石馬村紅槍會一交火就被日寇機槍大炮打死打傷二十余人，紅槍會的人便紛紛逃散了。焦裕祿跑到山里躲了兩天才敢回家，后來紅槍會也就土崩瓦解了。
押解到遼寧撫順挖煤
1942年6月的一天，焦裕祿剛吃過早飯，聽到門外狗叫得很厲害，他光著膀子到門口一看，鬼子漢奸正在看他家的門牌，他想逃跑已經來不及，被兩個漢奸抓住，叫他帶路去抓另外一個人，沒有抓到。隨后他被漢奸帶到村外，和鄰近三個村的村民一起拉到博山縣城西二臺街趙家后門的憲兵隊。
焦裕祿在“情況介紹”中記載了在憲兵隊的遭遇：“在第二天晚上，我被提審了，腳踢棍打灌涼水，直到灌過涼水后醒過來承認了和共產黨有聯系才被投入牢中。過了六七天，因人抓得太多了，又將我們拉到李家廟，這時被抓去的男女老少已有二千多人，坐牢到舊歷十一月底還都穿著單衣，日寇各種各樣的刑罰和殺人辦法都見到了，自己也受了無數遍的審問拷打，每天吃半斤煎餅喝兩半碗涼水。十二月(1943年1月)又用汽車拉到張店憲兵隊，一個月后又送到偽救國訓練所，住半月檢查了身體，發給了棉衣送到撫順大山坑煤窯。”
1943年6月焦裕祿從煤窯逃跑。推算時間，焦裕祿在撫順煤窯當勞工的時間不超過半年。可惜當勞工的具體情況和逃跑的過程“情況介紹”中沒有顯示。他是如何從撫順逃回老家的，“情況介紹”中是這樣寫的：
“四三年六月從煤窯跑出到一老鄉(姓鄭，名字忘記了)處，他在撫順干消防隊，他介紹我到市衛生隊做掃馬路工作，到八月，掙下了回家的路費，但沒有勞工證不能坐火車，又通過鄭老鄉坐汽車到沈陽買火車票到家。”
屢受迫害逃荒江蘇
1943年8月，焦裕祿逃回家剛五六天，住本村的漢奸聽說后又以他沒有良民證為名，把他抓到漢奸隊。
焦裕祿的母親賣了半畝地，用這半畝地的錢買了大煙送到漢奸隊，焦裕祿才被放出來。
被漢奸放出來后，地也賣了，又沒吃的，簡直沒法活了。這時正值偽和平救國軍招兵，焦裕祿沒辦法只好聽從偽鎮長的話去“賣兵”(就是替別人當兵)。可是，在去“賣兵”的路上又被鬼子抓去，所幸關了三天后又被放了回來。
從撫順逃跑回家未過十天受了兩次迫害，地也賣了，兵又沒賣成，這一年又是災害之年，莊家絕收，家里能變賣的東西都賣光了。“情況介紹”中有這樣一段話：
“回家后沒啥吃，將以前愛人的嫁妝衣服等全賣光了，曾兩天吃了半斤豆腐。沒有偽軍良民證不敢出大門，見到穿黃軍裝的就渾身發抖，夜里聽見狗叫就害怕，實在走投無路。”
焦裕祿在去江蘇逃荒當長工之前，還有這樣一段經歷。在“情況介紹”中是這樣寫的：
“這時我對門鄰居從夏莊一個新成立的隊伍回家，他到我家對我說，這是正式隊伍，組織好就打鬼子，是新成立正招人……剛一去了夏莊，見人不多，大部分穿便衣，大部分是新兵，便將我們分到尚莊第四連當兵。到了尚莊后只有二十余人，三四根破槍，吃的是谷子帶糠的窩窩頭，一頓分一個，我們剛去也不叫站崗，不叫外出，夜里山上亂打槍，過了三四天，一天夜里小便時我跑回家了。白天漢奸便派人去抓我，我跑到了西山。祖父怕家庭受到連累到處找我，叫我回去。我堅決不回去，又不敢回家，無奈才與老婆帶著孩子跑到郭莊村岳母家，與岳母一起跟黃臺村幾家老百姓逃荒到江蘇省。”
返回家鄉投身革命
1943年9月焦裕祿逃荒到江蘇宿遷縣，一開始住在宿遷縣東的雙茶棚，這里有早來的黃臺村老鄉。后來經過茶棚掌柜介紹，焦裕祿到宿遷縣第二區園上村一個姓胡的地主家當長工，干了兩年。當長工時，第一年掙五斗糧食，第二年掙一石五斗糧食。
1945年新四軍解放了宿遷，建立了人民政府，焦裕祿目睹了老百姓當家作主的過程，真正認識到共產黨才是為老百姓辦事的。當得知他的家鄉也解放了，便迫不及待地返回了家鄉，并很快投身到革命之中，194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這就是焦裕祿參加革命前的曲折遭遇，也許正是這些磨難才鍛造了他為黨為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堅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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