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醫學院當了5年老師后，我又去報考研究生，因為想做醫生。
為啥想做醫生?我去醫院實習還是在20世紀80年代，看到很多人在受病痛之苦，而醫生可以解除病人的痛苦，我覺得醫生這個職業很神圣。
幾年后我研究生畢業，如愿進了杭州一家三甲醫院做了一名血液科醫生。為了把做醫生的底子夯實，我又讀了博士，專攻血液學。后來醫院調我進入急診科當科室主任。
在急診科做得辛苦，但得到了不少肯定，獲得了“杭州市十佳醫衛青年”“杭州市五四青年獎章”“浙江省優秀青年衛士”……不好意思說了，其實我很簡單，只想做個好醫生。
能救命，救不了心
急診室只有幾百平方米大，在這里，生死逆轉有時只是瞬間之事，這里上演著生離死別，發生的事情無奇不有，大悲或大喜都直面人性，照出的是大社會的縮影。
有一天出租車送來一個心腦血管發生意外、呼吸心跳停止的老人。陪老人一起來的是他的老妻。我們這邊忙著打通氣道，胸外按壓，開通輸液管道，緊張搶救，老妻在一邊提要求，要求我們救活的同時還要保證患者能照常工作。當時我們就想，從來沒見過誰在這樣性命攸關的時候，提出這樣的要求。
這對老人都是高級工程師，男的退休后一直在工作，70多歲了，一天都沒有休息過。事發這天早晨，他和往常一樣出門，剛走到大門口就感到胸悶氣急，還沒走回家就跌倒了。
老人經搶救，生命體征基本穩定，但意識不清。第二天，他們的女兒從上海被叫了回來，她對我們說，她要上班，無法照顧父親。老太太也對我們說，“要我照顧他，我吃不消。”
我們不曉得她們是啥意思，就對她們說，老人暫時病情穩定，但需要住院。而老太太提出，要拔除各種搶救的插管。像這樣家屬決然地放棄一個70多歲的老人的情況，還是很少見到的。這或許和觀念有關，我無可非議。
但接下來老太太說的話讓我驚愕。“他這樣子活著，他痛苦，我也痛苦。再說，他不能工作了，那不是沒用了嗎?”
在親人眼中，他活著的價值只是為了工作，我為患者感到悲哀。
人真的不一樣啊。有一位老婆婆，每年都會陪著老伴來看急診。老伴現在80多歲了，16年前中風，從此長期癱瘓在床，整個人佝僂成一團，不會說話，沒有意識，大小便失禁，不會吃飯，得把食物磨成糊狀，靠一根胃管打進去。
老婆婆服侍了16年，怕他長期導尿引起感染，為他手工縫制了尿兜，布帶是軟軟的，不會弄痛他，也不會弄臟身子。在她眼中，老頭只是不會說話，他心里什么都曉得的。
家里有好吃的，每次她都想讓他嘗嘗味道。老婆婆說，做人體會的就是這一日三餐的甜酸苦辣。她喂他的時候總是說：“吃吃看，吃吃看!”她以為人間時鮮，老頭總能咂出個味道。然而，老頭多半無法下咽，嗆到肺里，輕則嗆一下過去了，重則成吸入性肺炎，送到醫院搶救。
每次我們和老婆婆說，以后不要從嘴里喂食了，老婆婆總是念叨：“他年輕的時候蠻苦的，兒女剛剛出息，我們的日子才好起來，他就得了這個病。”
老婆婆和老伴的故事還在繼續，這樣的夫妻感情，恐怕現在的人是學不來了。
人啊，就是不一樣，命在不同的人心中的分量也是不一樣的。做醫生的，能救命，但救不了心。
生命之輕
生命沒有回頭路。醫學再進步，生老病死有其自然法則，不是醫生本事大就一定能救回來的。有的病人一輩子就看了一次病，病歷冊上就只有一頁，這一頁卻是死亡記錄。若能把生命留住，還有什么比這個更讓人自豪的?
3年前的一個大熱天，救護車送來時，病人已經沒有呼吸和心跳了。隨車醫生說，他們到達時就已經沒有生命體征了。對于這樣的病人，我們通常還是要進行搶救的，不為別的，為了那百分之一或更少的存活希望，也為了道義。
這個安徽小伙子，經過40分鐘的心肺復蘇，恢復了心跳，也有了微弱的呼吸。啥叫心肺復蘇?就是不間斷地胸腔外按壓，配合高級生命支持和機械通氣。尤其是胸腔外按壓，一個年輕力壯的醫生15分鐘下來就會渾身汗濕。按壓的力量不能太重，又不能太輕，過重肋骨會被壓斷，太輕，心臟跳不起來。
晚上，我們3個醫生和3個護士通宵守護。后半夜小伙子又是兩次呼吸、心跳突然停止，都被我們及時救了回來。他年輕，我們抱著很大的希望。整整一個晚上，我們都不敢大意，因為監護儀上的呼吸曲線一直不穩，時有時無，總讓我們不踏實。
第二天早上9點，已經過去了整整15個小時，就在看似穩定的時候，小伙子的呼吸和心跳突然又停止了，這次不管我們怎樣搶救，他的心臟都沒能再跳起來。
看著聲嘶力竭的家屬，再看看我們疲憊不堪的醫生和護士，我只感到心酸，眼淚就要滴下來。這在我身上是很少發生的，有委屈的成分，因為我們所有的勞累和付出沒有一丁點兒的回報，那條命輕飄飄地走遠了。
這些生命雖然在病歷冊上只留有一頁，但是在我心里卻留下了極深的烙印。
記得一位科學家說過，“醫學是沒有真理的科學”。我會思考留在我心里的那些揮之不去的病例，希望找到更個體化、更合適的辦法，比如搶救方案、用藥的劑量等等細節，如果再大膽些，是否可以挽回他們的生命?
醫生必須冷靜、理智
有人說醫生鐵石心腸，他們哪里曉得，感情用事，是做醫生的大忌。面對突然刮起的12級臺風，醫生就是風眼中的那個將軍，必須冷靜、理智。
救護車送來的，大都是命懸一線的病人，生死就在一瞬間。病人往往言語困難，我們肉眼所見僅是表面癥狀，我們必須通過表象，抽絲剝繭。有時留給醫生的就只有10秒20秒的思考時間，醫生要在極短的時間內做出一個相對準確的初步診斷，進行應急處理。
此時，我們通常面無表情，內心卻風起云涌。
這個病人只有36歲，是從貴州出來打工的，他曉得自己不行了，前一天就打電話通知家里，讓設好靈堂等他回去。
第二天一早，車票還沒來得及去買，這邊人就沒了氣。救護車送來，稍作檢查后我們就確診病人是重癥肺結核引起呼吸衰竭。我們當場為他做了氣管切開術，插管，建立靜脈通路，穩定生命體征，穩定血壓，迅速補液，并速請相關科室醫生會診，迅速制訂治療方案，24小時監護。
從我們開始搶救，他老婆就一直跪在那里。
他們有兩個兒子，大的10歲，小的鬧著玩時被人推入池塘淹死了。因為傷心，夫妻倆就離開家鄉出來打工。打工大多是干體力活，男的有病，找工作就相當困難，輾轉多個城市，最后到達杭州，在杭州也沒有找到工作，病卻越來越重，身上只剩下40元錢。
面對這樣的病人，我們每個人心里都很沉重，醫療費用和重危病情把這個家庭壓得抬不起頭來。我和同事說，一定要想辦法救活他，至少要讓他活著回家。
到第三天，不要說治療費用，他們連吃飯都成了問題。先是我們護士長從自己家里帶吃的給他們，但總不是長久之計，我們商量后決定在科室里發動捐款。像這種捐款對我們來說是常有的事，沒有一個人會覺得不妥當。后來捐款范圍擴大到整個醫院，再后來通過媒體，社會上也有人來捐款。
病人家屬拿到錢后，如數交給醫院作為治療費用。他們的樸實讓我感動，因為我們碰到過這樣的事，有的人拿到捐款就馬上裝進自己的口袋，醫療費用能拖則拖。
12天后，病人的氣管插管順利拔掉，能夠進食了，精神也明顯好轉。到出院結算時，除去醫療費用，還剩下1萬多元錢他們可以帶回家。這讓我稍稍感到寬慰。
第15天，我讓同事幫他們買了回貴州的車票，還買了路上吃的點心，送他們上了火車。
但是我曉得這個病人的未來是不好的，如果沒有錢做后續治療，回去就是等死。
這輩子，我能救回多少條命
前年的一天，我在家剛吃過晚飯，手機響了，要我趕快去醫院，說是狀況比較疑難。這里插一句，我們急診室全體醫生護士都一樣，手機是全天候開機，一個電話，沒有二話，立即趕到醫院參與急救，不管是前半夜還是后半夜，第二天還要照常上班，一直都這樣。家里的事就全部交給妻子了，她是眼科醫生，對我還是理解的。
趕到科里，發現搶救床上沒有病人。一問，病人好端端地坐著，一位70多歲的老人，精神狀態尚可，問他，也沒有什么不舒服。
我一看，他的嘴唇很紫，不是一般的紫。應該是嚴重缺氧，氧飽和度檢測只有90%不到。如果這種低氧血癥的狀態持續下去，將引起全身缺氧、多臟器衰竭，導致死亡。
醫生已經在給他吸氧了，但是血氧飽和度絲毫沒有改善，這可不是兒戲。好端端一條命說走就走，我們見得多了。
原因不明，醫生不敢用藥。對癥的藥物是有的，但藥物本身就有毒性，如果用得不對路，對病人不僅無效，反而會雪上加霜。
醫生一遍遍追問都沒有找到病因。根據經驗，老人應該是亞硝酸鹽中毒，毒物一般都來自食物，比如，腌過的、發霉的東西都可能造成食物中毒。但是老人和老伴都矢口否認進食過這類食物。
追問無果，我開始翻看老人的病歷，一頁頁看過去，發現老人上半年去外科看過膽囊炎，病歷上顯示，老人拒絕開刀，改服中藥。我心里一動，問老人，藥方當中是否有需要分開服用的中藥?老人想了一下，說有的，有一包分開包的白色的粉需要沖服。“是什么?”“硝石。”“就是它!”我叫了出來。
我對一邊的醫生護士說，所有的監護撤除，亞甲藍靜脈推注，15分鐘后，老人就可以回家了。
一切如我所料，推注藥物后，氧飽和度很快升到100%，老人的唇色恢復正常。我們的年輕醫生和護士說：“主任，你好牛啊!”其實，我是中醫出身，聽到老人服用中藥時，我就想到了硝石，這是中醫治療膽囊炎常用的一味藥。硝石的成分是火硝，亞硝酸鹽含量極高，完全可能引起中毒。
那天我站在科室門口，目送這對老人走出醫院，有種平靜的滿足感，那個念頭又出現在我的心中：這輩子，我能救回多少條命?
依然想做個好醫生
我們急診科的醫生，每天和心腦血管病、墜落傷、刀傷、外傷、溺水、服毒自殺的人打交道。那些常人眼中極其敏感的事物我們雖已司空見慣，但它們對我們內心的負面影響還是有的。
我們大都睡眠不好，但是我們連吃安眠藥都要看時間，不是隨便就可以吃的，比如后半夜要值班，前半夜敢吃嗎?不敢的。
現在的醫療環境大家都曉得，醫患關系緊張，來自社會上的各種各樣的因素太多，并不是醫生單方面造成的，有其社會根源。尤其是醫患之間的信任危機，阻礙了醫生在對患者治療上的創新，我們必須隨時和家屬溝通，反復征詢意見，從某種角度來說，我們失去了搶救病人應有的主動。
我們曾經救過一個病人，冠心病，大面積心肌梗死。送來時，那口氣眼看著沒有了，但是被救了回來。接下來必須盡快做支架植入手術，而病人家屬就是不信任我們，要求轉院。
后來到了省級醫院，手術成功后，病人給醫生送去錦旗。醫生對他們說，我們手術成功，是多虧了前面那家醫院的急救，他們的心肺復蘇蠻成功的，才有機會讓我們做手術，你們還是去謝謝那家醫院的醫生吧。后來病人果然來了，送來錦旗時說了這番話。
有時，我真的很想對病人家屬說，無論社會上對醫生怎么看，無論有什么傳言，在整個醫生群體中，好的醫生一定是占大多數的。哪個醫生不想把病人治好?治好病幾乎是每個醫生的終極愿望。我曉得在當下說這些或許沒有人愿意聽，但這是真話。尤其在搶救病人時，病人及家屬更應該和醫生站在一起，相信醫生，這樣對病人好，對醫生也好。
醫生的辛苦忙碌是大家都曉得的，暫且放開不說，我不喜歡訴苦，因為作為一個醫生，對某些東西必須有承受能力。
做醫生難，做好醫生更難。但只要每天能把病人從死亡線上拉回來，那種成就感足以支撐我繼續做醫生，而且是做一個好醫生。
(大浪淘沙摘自《杭州日報》2012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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