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事情，最忌諱的就是個十全十美，你看那天上的月亮，一旦圓滿了，馬上就要虧厭；樹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馬上就要墜落。凡事總要稍留欠缺，才能持恒。
上大學的夢想，從六十年代初期我的大哥考人華東師范大學時就開始萌發。當時，在我們鄉下，別說是大學生本人，就是大學生的家人，也受到格外的尊敬，當然也不乏嫉恨。我在自家的院子里，常常聽到胡同里有人議論：“別看這家房子破，可是出過大學生的！”偶爾還聽到有人壓低了嗓門議論：“這家是老中農，竟然出了一個大學生！”有一年寒假，大哥回家探親，趁他睡著時，我把他的校徽偷偷地摘下來，戴在自己胸前，跑到街上，向小伙伴們炫耀。小伙伴們諷刺我：“是你哥上大學，又不是你上，燒包什么？＂那時我就暗下決心，長大了一定要考上大學，做一個大學生。但隨著階級斗爭的呼聲越來越高，惟出身論搞得越來越兇，我的大學夢也越來越渺茫。到了“文化大革命”爆發，大學停止了招生，我的大學夢就徹底地破滅了。不但大學夢破滅，連上中學的權利也因為家庭出身中農而被剝奪了。按照當時的政策，中農的孩子是可以念中學的，國家要剝奪的是“地富反壞右”的后代受教育的權利．但實際上并不是這樣，中農的孩子基本上也都被趕出了校門。制定這套教育政策的人用心十分良苦，他們知道，剝奪階級敵人的后代受教育的權利，是鞏固紅色江山的一個最有力的措施。
“文革”后期，大學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按照政策來說，農村青年，家庭出身只要不是“地富反壞右”、具備了中學的同等學力、勞動積極，都可以接受貧下中農的推薦，免試進入大學。但實際上根本不是這樣。那時大學招收的學生少，每年的招生名額，到不了村這一級就被瓜分光了，所謂的貧下中農推薦其實是一句美麗的謊言。后來出了個張鐵生，靠著一封信上了大學。現在提起他來，人們大都嗤之以鼻，但在當時，我卻十分崇拜他。張鐵生的成功喚醒了我的大學夢，使我在絕望中看到了一線希望。雖然我沒有讀過中學，但在家看過我大哥留下的全部中學課本，盡管數理化不行，但語文的實際水平比那些讀過中學的貧下中農子弟要高許多。于是我就給當時任教育部長的周榮鑫寫信，向他表達我想上大學的強烈愿望。信發出去不久的一個傍晚，我勞動回來，坐在灶前幫母親燒火做飯，看到父親像喝醉了似的搖搖晃晃地走進家門。他的手里，攥著一封信。我本能地感到這封信與我有關。，父親站在灶前，渾身打著哆嗦。他注視著我，臉在灶火的映照下放著紅光。他對我說：“你想怎么呢？”然后他就把手里的信給了我。那是一個棕色的牛皮紙公用信封，已經被撕開，我從里邊抽出一張印有紅字抬頭的公用信箋，借著灶火，看到信箋上用圓珠筆寫了幾行歪歪扭扭的字。大意是信已收到，想上大學的愿望是好的，希望在農村安心勞動，好好表現，等待貧下中農的推薦。我雖然知道這是官腔套話，但還是受到了很大的感動，這畢竟是國家教育部的復信，我一個農村孩子，能折騰得國家教育部回信，已經創造了奇跡。我聽到父親和母親低聲說了一夜的話，知道他們的心情很復雜。接下來的半年里，我給省、地、縣、公社的招生領導小組寫了許多信，向他們訴說我的大學夢想，但再也沒有回聲。村子里的人知道了我在做大學夢，都用異樣的眼神看我，好像看一個神經有毛病的人。生產隊里的貧農代表當著許多人的面對我說：“你這樣的能上了大學，連圈里的豬也能上！”他的話雖然難聽，但在當時的情況下，確是到了家的實話，其實，即便隊里的豬上了大學，我也上不了。
當時的農村青年，要想脫離農村，除了上大學之外，還有一條路就是去當兵。當兵時如果好好表現，就可能被推薦上大學，也有可能被直接提拔成軍官。這是一條金光大道，但對一個中農的兒子來說，當兵在某種意義上比被推薦上大學還要難。從十七歲那年開始，我每年都報名應征，但到了中途就被刷了下來。不是身體不合格，是家庭出身不合格。家庭出身在理論上也合格，但既然有那么多的貧下中農子弟都想當兵，怎么可能讓一個老中農的兒子去呢？正所謂天無絕人之路，機會終于來了。一九七六年征兵時節，村子里的干部和幾乎所有的社員都到昌邑縣挖膠萊河，適齡青年在工地上參加體檢。我那時在棉花加工廠當臨時工，沒去挖河，在公社駐地與社直機關的青年一起參加了體檢。正好公社武裝部長的兒子也在棉花加工廠當臨時工，我知道他父親手中的權力對我多么重要，平時就注意團結他。征兵開始，我就給他父親寫了一封信，讓他送了去。再加上許多好人幫忙，就這樣混進了革命隊伍。
到了隊伍里第二年，高考恢復，我們的領導以為我是高中畢業生，就給了我一次復習功課準備來年參加高考的機會。報考的學校是解放軍的工程技術學院，專業是計算機終端維修。領導把這個決定告訴我時，我真是百感交集，連續三天吃不下飯。我知道自己肚子里沒有墨水，除了能寫作文外，數理化幾乎是一竅不通。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二我以為等于五分之三，而距離高考只有半年的時間，怎么辦？考還是不考？最后還是決定考。我讓家里把大哥的那些書全部寄來，開始了艱難的自學。學到來年六月，總算入了點門，感到考試不至于得零分時，領導告訴我，考試的名額沒有了。這又是一個讓我感到悲喜交集的消息，悲的是半年的苦熬白費了，喜的是不必考不中出丑。后來我知道，那年參加考試的人，多半是一些軍干子弟，他們的水平比我高不了多少，但還是照顧人了學。如果我參加了那次考試，沒準也能被錄取，如果被錄取，我就很可能成為了一個無線電技師，而不會成為一個寫小說的。
就在我的大學夢徹底破滅了時，大學卻突然對我傲開了大門。那時我已經參加了黨政干部基礎課的學習，半年內很輕松地通過了四門，再有一年就可以得到大專文憑，這時，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恢復招生的消息傳到了我的耳朵。我帶著已經發表的幾篇作品跑到軍藝時，報名工作已經結束，我的恩師、時任文學系主任的徐懷中先生看了我的作品，興奮地對當時在系里擔任業務于事的劉毅然說：“這個學生，即便文化考試不及格我們也要了。”參加文化考試時，政治和語文我很有把握，沒有把握的是地理，但機緣湊巧，考試時，在我面前的墻上，掛著一張世界地圖，還有一張中國地圖，有一道題是讓回答圍繞著我國邊境的國家，我準確無誤地答了這道題，還有一道關于等高線的題我憑著直覺也答對了。這樣，我就以作品最高分、文化考試第二名的優秀成績進入了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成了一名年近三十的大專生。
那一屆進入軍藝文學系學習的學生，有幾位已經大名鼎鼎，最有名的如濟南軍區的李存葆、李荃，沈陽軍區的宋學武，南京軍區的錢剛，都得過國家級的文學獎，其余的同學也都發表過很多作品。當時我們是白天聽課，晚上寫作。四個人住一間宿舍。為了互不干擾，許多宿舍里都拉起了帷慢，進去后能使人迷路。我們宿舍里的人徽，還保持著一覽無余的樸素面貌。那時天比現在冷，暖氣不熱，房間里可以結冰。寫到半夜，餓了，就用“熱得快”燒水煮方便面吃。聽說方便面要漲價，一次買回八十包。深夜兩點了，文學系里還是燈火通明。有人就敲著鐵碗在樓道里喊：“收工了！收工了！”有人把我們宿舍叫做“造幣車間”，我是頭號“造幣機”。我們系是干部專修班，沒有幾個老師，大部分的課要外請老師來講。北大的老師、社科院的老師，凡是跟文學沾邊的，幾乎被我們請了一個遍，還請來了許多社會名流。這樣的方式，雖然不系統，但信息量很大，狂轟濫炸、八面來風，對迅速地改變我們頭腦里固有的文學觀念發揮了很好的作用。請來的老師大多數都有真才實學，也有個別的妖蛾子。譬如我們的一個女同學就把一個據說對存在主義深有研究的人請來。這人留著披肩長發，據說是男性。這伙計一進教室就蹦到講臺上坐著，開始講存在主義。他講了半天也沒講明白什么是存在主義，講到后半截身體就在講臺上扭來扭去。我知道這伙計累了，坐在講臺上，畢竟不如坐在椅子上舒服，但要從桌子上跳下來又很丟面子。我們還請來過一個據說對氣功有研究的人，這人說他只要發起氣功來，能在鋼琴上即興彈奏出天國的音樂。他果然就彈了一曲，但我們的一個對音樂有研究的同學說，他彈的是一首最初級的鋼琴練習曲。我們還請來著名的音樂指揮李德倫給我們講交響樂。李大師從三皇五帝講起，一直講到好吃午飯了才進入正題，用錄音機放曲子給我們聽。我向李大師提了一個要求，希望他能對著錄音機比劃比劃。大師冷笑道：我只會指揮樂隊，不會指揮錄音機。下課后，同學們有的罵我，自的嘲笑我，當時我還不服氣，嫌人家李德倫架子大。現在想起來，真是愚蠢，我怎么可以讓人家那么大的一個指揮家指揮錄音機呢？
從軍藝畢業后，過了兩年，我又混進北京師范大學和魯迅文學院合辦的作家研究生班。當時是想去學點英語，學點理論，爭取做一個“學者”型的作家。但到了那里之后，才發現學英語和學理論都不容易，正好趕上了學生運動，就心安理得地不去上課了。現在想起來，當然又很后悔，尤其是出了國門，看到那些美麗的小洋妞嘰嘰咕咕地講話而我一句也聽不明白時。
現在，我有正兒八經的碩士學位證書，填表時也無恥地填上研究生學歷，但我自己心里清楚，其實并沒有真正地上過大學。真正地上大學，就應該像我的大哥那樣，從小學到中學，一步步地考上去。我雖然擁有國家承認的研究生學歷，畢竟還是野狐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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