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校訓是孫中山先生于1924年11月11日在廣東大學舉行成立典禮時親筆提寫的。校訓詞為“博學 審問 慎思 明辨 篤行”。
中山大學校訓出處：
十字訓詞原文出自儒家經書《禮•中庸》。《中庸》第二十章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按《中庸》原意是指人具有“誠”之本性，只要按“至誠”之本性從事修身，透過學、問、思、辨、行五個環節，便可以把自己修養成“君子”。實際上以中庸不偏不倚、不走極端為指導原則，使封建時代讀書人不違背封建宗旨，成為封建主義的接班人。
明末清初，隨著社會的變動，著名思想家顧炎武發展傳統《中庸》思想，強調“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即把做學問與立志結合起來，所以對“博學”做出新的闡發：“博學于文，行己有恥”。顧炎武所指的“文”，已不是純粹古代的經書文章，而是包括一切天下國家大事。他所指的“恥”，不是指個人榮辱，而是指全體人民的榮辱。博學的指導思想從個人自身修養擴大到“當務之事”的社會大事，所以他作出學、問、思與立志的統一。顧炎武是一個實事求是的愛國主義者，故他對傳統教育能按照新形勢需要而做出新釋。
孫中山則處于偉大民主革命的時代，為了革命的需要，他十分重視教育，造就一代振興中華，再造文明的人才。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他倡議在廣東設立兩所學校，一是黃埔軍校，一是廣東大學，以一文一武的學校模式，為造就“為國家、為人民、為社會、為世界服務”的人才。十字訓詞是他繼承傳統的教育形式而賦予時代的、革命的新的教育方針和內容。可以說是近代思想創新的里程碑。
首先，孫中山把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和篤行五者作為有機統一體給予新釋，他所指的“博學”是指學生要學習“古近中外的知識”，包括自然和社會科學乃至社會實踐，更值得重視的是，孫中山的“博學”而識，是要把學生培養成具有遠大志向而又有廣大文化知識的人才。
其次，孫中山反對死讀書的方法，強調獨立思考。他告誡青年，學、問、思、辨的關鍵在于獨立思考，學科學、發展科學，首要在于要明白任何科學的創造發明，不是靠書本知識，而是由于科學家長期考察心得貢獻到人類的記錄。可見孫中山的問、思、辨，是指人的學習認識方法，把“觀察”和“判斷”這兩種近代科學思維方法運用到教學方法上，這顯然也是創新的方法。
第三，孫中山把古代“篤行”發展為社會實踐。
孫中山認為創辦教育、是為了造就建設人才。廣東不只要有一個嶺南大學，而且必須要有“幾十個嶺南大學，中國必須要有幾百個嶺南大學，造成幾十萬幾百萬大學生”，但是學生學業成就之后，要“專心做一件事，幫助國，變成富強”。這是學生的責任，到社會去發展聰明才智，這學與行，即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由此可見，孫中山把造就振興中華置于自己肩上的人才學校，作為“好學校”：把學生培養成具有為人民、為國家、為社會、為社會服務崇高理想的人，育的是合格人才，這對于我們來說，仍然具有啟示的意義。
第一，學校主要任務是為社會主義建設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合格人才，正確的政治方向是學校教育的方向，孫中山強調為革命造就人才，我們今天應給予繼承和發展。
第二，學校要培養學生有正確的人生觀，孫中山強調學生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不要把學生造就成新的欺負人民的新貴，這表明樹立革命的人生觀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們應把學生培養成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科學地發展學、問、思、辨和行的教育認識規律，孫中山強調在立大志的前提下發揮學、問、思、辨和行五者的辨證關系，表達了對教育認識規律的合理性，今天我們要堅持的是，在堅持教育基本路線前提下必須堅持廣博的學識，獨立的思考，分辨正確與謬誤，批判抵制社會和國際的錯誤思潮，堅持理論與實踐統一。
在社會主義開放與改革新時期繼承和發展孫中山的教育遺訓，是時代賦予我們新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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