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出門前，57歲的上海退休女工王煉利一定會涂上口紅，把自己拾掇得干干凈凈，哪怕只是去菜場買菜。下6樓，右轉，經過樹下一群剝毛豆、逗孫子、扯著家長里短的退休老太太，她總是瞅都不瞅一眼。
“我不屬于她們，至少在精神上。”她說。
事實上，“屬于哪個群體”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王煉利。退休后，王煉利寫了幾篇經濟論文，并開了一個關于經濟學的博客，逐漸在經濟圈里賺到一點名聲。在公開場所，她喜歡被人稱作“王老師”，盡管她只在學校讀到初中二年級。她是一個開了17年車床的退休女工。如今，她仍住在二十多年前的房子里，沙發、書柜、縫紉機擠滿了不到十平方米的客廳。退休后，第一個月拿到865元退休金的她清楚，自己其實跟樓下大多數退休工人沒什么區別。
但她并不甘心。從一開始，她就不愿意接受“小人物”的命運。她從小的理想是當政治家，剛上初中，就跑到華東政法學院，看國際政治系什么樣。12歲那年，
她甚至一個人跑去上海青少年宮看秋瑾的血衣，她崇拜英雄。
只是，和大多數被淹沒的普通人一樣，生活沒有給她實現理想的機會——文革中止了她的學業。1977年，女工王煉利在剛恢復的高考中考了高分，但因政審不合格，她不得不再次回到機器旁。8年后，生性好強的她通過了17門課程的自學考試，成了四五千人的造船廠第一個靠自學取得大專學歷的工人。
1988年，王煉利換了工作，干起了工程預算、審計，整天跟數字打交道。她發現數字“像藝術一樣迷人”。1994年，“全廠審價一支筆”的她因為不肯在一份工程決算價只有10萬元卻報價100萬元的決算書上簽名，被迫從國營船廠辭職，此后，她在其他私營企業、上市公司輾轉，所從事的工作都離不開“用數字說話”。到2004年，她關于房地產、國企改制等問題的經濟論文先后發表。癟了多年的理想氣球，又漸漸膨脹起來。甚至有人稱她是“民間經濟學家”。她還學會用“列昂惕夫矩陣”、“無差異曲線”、“科斯定理”這些專業術語。她還能演算像天書一般奇形怪狀的數學公式。2002年冬天，當王煉利退休時，八十多歲的婆婆原指望她多承擔點家務，可她卻更忙了，成天在屋子里演算。有一次，為在電腦上找到程序算出數字的連續40次方，她熬了整整一夜，早飯也忘了做。
起初，王煉利的文章并不受內地媒體重視。于是她轉而把論文投到香港，甚至放到網上。她經常給著名學者寫郵件，兜售自己的觀點。漸漸地，她的論文在圈內有了一定影響。
她自稱自己“也許是中國最著名的退休女工”，然而她的家人絲毫不覺得她“著名”。她的論文，她老公一個字也沒讀過，她的兒子也稱“讀不下去”。有人問她：“退休了，抱個孫子享享清福，折騰這些干啥？”她說，搞學術研究的樂趣“無法用言語形容”。按她的解釋，做這些事最直接的原因是，她必須拿出數據說真話，以反駁某些官員的“謊言”。
1967年第一次見到巴金時，王煉利在離巴金僅幾米遠的地方高喊“打倒巴金”。38年后，再見巴金時，老人安靜地臥在玫瑰叢中，永遠睡著了。在無數的挽聯中，她記住了一個：“用懺悔拒絕遺忘，以真話抗拒謊言”。走出殯儀館，她暗下決心：“我一定要說真話。”
然而一個退休女工在學術圈說出真話并不容易。偶爾，王煉利也會受邀參加一些學術會議。有一次，她參加中國房地產稅務工作研討會，在介紹與會者的資料上，她被寫成了“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很多專家學者都稱她“王老師”。但當她在發言完畢及時對身份進行更正后，“一些專家學者的臉變得比六月天還快”。
她甚至破天荒地被邀請到復旦大學百年校慶的講臺，與她同臺演講的都是世界名校的教授、渣打銀行的高級經濟學家。不過，當翻譯介紹她時，說的是研究員，而不是退休女工。2007年11月19日。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一位教授知道了她的身份，就邀請她給研究生班講了次課。她第一次真正成了“王老師”。
為了弄清楚保險行業的一些黑幕，她假裝想當保險推銷員，參加了兩三個月的保險經紀人培訓，后來，她就此寫的關于保險的文章，掛在一些保險公司的網站上。但更多時候，她對“女工”的身份感到無奈，她的名片“空蕩蕩的”，沒有職稱、單位，只有名字、電話。她說，郎咸平的名片也這樣，但人家是名人，完全有資格空著，而自己實屬無奈，難道名片上寫“退休女工”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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